随着近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钢琴文化也从小众逐渐走入大众。近日中国音乐家协会钢琴学会在湖北宜昌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全国范围的钢琴演奏与教学行业组织，标志着钢琴艺术的推广和发展将走入一个新阶段，我国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周广仁成为这个协会的名誉会长。钢琴文化在中国已近百年，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年轻人对艺术理想的追求应抱何种态度？本报记者日前在宜昌就此专访了85岁高龄的周广仁先生。
百年钢琴文化的历程充满艰辛
问：周先生，您出生于1928年，可以说您是当今中国钢琴界能够见证钢琴传入中国不到百年历史的为数不多的老艺术家，您能否就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百年来中国钢琴界发展历程？
答：中国真正学习钢琴的历史是很短的，钢琴在欧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我们还不到一百年。我们国家的第一所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学院是1927年创办的，也只是我出生的前一年(1929年7月，学校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为上海音专，编者按)，这也才仅仅80多年的时间。我国第一代的钢琴家，就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我的老师是丁善德，就是1928年考入上海音专的，他既是钢琴家，也是作曲家，他们这一代对钢琴的学习是在战争年代：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以他们当年学习的条件非常艰苦。
那时候中国人中还没有钢琴老师，能够教钢琴的都是外国老师。当年我的老师的老师，就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俄国钢琴家。那时候国外很多出色的钢琴家来中国，有的就是来演出的，当年的音乐学校缺少钢琴老师，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挽留了他们。丁先生开始学习钢琴的时候已经十六七岁了，一个十六七岁的人才开始学钢琴，我们的钢琴历史就是这样开始的。
后来，上海音专为避难，搬到了重庆。丁先生毕业后，没有去重庆，他留在了上海跟自己的几位同学合办了一所私立的钢琴学校，我就是这个私立钢琴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所以我说我是第二代中国钢琴家。等我毕业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上海音专的老师们也陆续地回到上海。我开始演出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常重视音乐教育，陆续成立了9所音乐学院，经过院校合并，成立了中央音乐学院，我后来就到了这里工作。
我们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教学的条件和现在是没法比的。我最开始学钢琴的时候是租了一台钢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国家还不能够自己独立制造钢琴，都是把国外的钢琴零件拿过来，由修理钢琴的师傅组装，那时的钢琴都是组装的。大概到了1950年以后，我们国家才有了第一家钢琴厂。
中央音乐学院创立以后，没有三角琴，我们的基础太差了，国家为此专门请来一批苏联专家在中央音乐学院教课。从全国各地精选青年演奏家来这里听课，像刘诗昆他们那时候都还是中学生，就是为了跟专家学习，国家才给我们买了三台德国的博兰斯戴(Bluthner)钢琴，我们才第一次拥有了三角钢琴。直到1956年，我去参加德国舒曼杯国际钢琴大赛，舒曼比赛是国际上非常重要的比赛，那时候我都还是没有三角琴可弹的，全部都是立式琴，所以我说，我们都是在立式琴上长大的。
今天，在中央音乐学院处处都能看到斯坦威(Steinway)这样国际一流的钢琴，甚至我们好多家庭都有自己的三角琴，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回想我自己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才20几岁，我就想，我自己还没学够呢，怎么就去教学了？但是没有办法，那时候中国缺少自己的钢琴老师，我们的外国老师有俄国人，更多的是犹太人。因为二战的时候，犹太人逃难逃到了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是不接受犹太人的，中国接受他们，所以犹太人对中国人非常有感情。直到现在，我国外的一些犹太朋友都是去过上海的，在到了别的国家以后，他们还是怀念中国，他们说，中国太好了！给了我们一个避难所！我自己就跟好几位犹太音乐家上过钢琴课。
后来，这些钢琴家大部分都走了，但也有很多留在了中国，我的一位德国音乐老师就一辈子都在中国工作。他原来是柏林音乐学院非常有名的钢琴家，到了中国后，我跟着他学习了一段时间，他那时候来我家里给我上课。有一天他没有来，从上海虹口区来了一位黄包车师傅到我们家，虹口区那时是犹太人的聚集地，黄包车师傅告诉我，老先生去世了！那么著名的钢琴家，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是在去世了很多天才被别人才发现的！所以，就是这样一批非常好的国外音乐家，在当年的中国，对中国人的西方音乐教育的启蒙起了很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就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贺绿汀先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我去找他，我说：我想到法国去留学！他说：你别走了，你留在这儿吧！我们这儿没有老师。我说：我自己都还没有学够，我出去两年，一定会回来的！他说：不行！我们现在就需要你，将来国家会培养你！于是，我留了下来，这一留，就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出去过。像我这一代钢琴老师，自己还很年轻就开始工作了，那么怎么办？基本靠自学，靠我们国家在越来越富强的过程中，常常邀请外国专家来讲课时学习。有一年巴黎钢琴比赛，我们要派学生出去参赛，文化部专门请了法国钢琴家来上课，我就利用那个机会，足足听了一个月的课。我想，当年我去法国留学没有去成，现在人家的教授来我们这儿了，还不好好学习？我的学习过程基本上是通过这种途径实现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有机会去参加国际比赛当评委，当过30多个国际比赛的评委，我从来都觉得我去当这个国际比赛的评委是很可笑的，虽然人家觉得我是专家，但是我总是觉得我的水平不够啊。我们自己的基础没有那么雄厚，在国际比赛的时候，我听到很多钢琴曲，同样的钢琴曲很多人演奏得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各有各的长处，听到国外那么多优秀的钢琴家的弹奏，我就常常想，我们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吗？所以，我学习的第二个途径就是在比赛中学习、研究。我只要出国，就一定会买书，钢琴、钢琴教育，所以我们第二代钢琴家，基本上是靠工作，通过自学，来提升自己的。
第三代，是我的学生的时代。他们赶上了好时候，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都能够出去留学，去欧洲、去美国，这一代现在回国了，就在这前后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学到了很多，我很高兴看到他们知识面比我们宽，见识比我们多，而且演奏水平都比较好，这是比较理想的，表演专业光靠嘴来教学，还是困难的。
到了第四代，他们现在在一些大的国际比赛中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但还没有获重要奖项。倒是少年组有很多好苗子，我觉得我们国家从这一代开始，钢琴才是真正得到了全面发展。
我们要珍惜良好的时代环境
问：您是我国第一位在国际上获得钢琴奖项的艺术家，能否谈谈这第一个奖？
答：1951年时，有一个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是世界大战以后，每两年在东边社会主义阵营举办的联欢节，联欢的艺术门类非常丰富，中国派了一个一百五六十人的团去参加这个联欢节。当时中国派去了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京剧、杂技，还有歌剧《白毛女》、舞剧等等，丰富多彩。我们在东欧整整转了一年零一个月，演出了100多场，这是新中国刚刚成立送出国的一个大团。那时候国外还不了解中国，所以影响非常大。那次联欢节上也有钢琴比赛，团长对我说，你也去参加一下吧！就这样，我没什么准备就去比赛了。年轻的时候胆子大，什么也不想，结果还真的得了一个奖。那次在比赛中我碰到一个苏联的评委，他就是非常著名的钢琴大师拉扎尔·贝尔曼(LazarBerman)，他看到我对我说：你也去参加那个钢琴比赛啦？我也去了！他得了第一名，我得了第三名。我一直觉得，这个奖是不算数的。我自己认可的第一个奖是1956年参加德国舒曼杯国际钢琴大赛，但那时候的比赛也不像现在规模这样大，是在东德举办的社会主义阵营范围的比赛。
问：您那一代人学习钢琴的条件那样艰苦，但是您这一代的钢琴前辈都获得了像舒曼比赛这样非常重要的国际奖项，您觉得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原因？
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是通过苏联专家教学，大家都有很大的收获。那时候国际比赛的水平和现在不一样，像刘诗昆、殷承宗在老柴比赛(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编者按)中分获第一名和第二名，老柴比赛是国际比赛中非常重要的比赛，那是很不容易的。比赛之前，国家专门派遣他们去苏联学习了一年，花了很大力气培养。
上世纪90年代，郎朗、李云迪也获奖了，我还是他们参赛的评委。郎朗的获奖是在小柴比赛中，郎朗没有在成人比赛中获过奖，因为他的老师不同意他参加比赛，认为应以学习为主，厚积薄发。
比赛获奖有时候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其中不乏运气的因素。郎朗当时是顶替一位钢琴家去参赛的，他有了这个机会。国外也是这样，王羽佳也是顶替郭阿格里希去参赛的，所以一个人出名，靠本事，也有运气。第一名，不一定就是最了不起的。
这两代钢琴家也不能简单地放到一起来比较。但要看到，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到底有多长！国外有些老音乐家到了七八十岁还在弹琴、灌唱片，这是真正的了不起！一个人可以通过一场音乐会突然出名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消沉了。像霍洛维兹这么大名鼎鼎的钢琴家，他出名后，轰动了多少年啊！但是中间一隔就是20年的空白，晚年他又起来了。所以，从事艺术道路是很艰难的，不下功夫，立刻就会走下坡路。钢琴演奏是很艰苦的职业，有的人天分比较好，有的人天分普通一点，练琴的路子也不一样。时代不同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赶上动荡的时代，艺术人才很难发挥；时代好，环境安定，机会也就多。今天，我们是赶上了安定的时代，我认为追求艺术之梦的人一定要懂得好好珍惜。